氣溫陡降，搭上充沛的溼氣，巴黎飄起了久違的大雪，這般場景每年頂多出現三四次。有時，遇到暖冬，除了某幾天早晨出門瞧見泥土地上的冰晶外，什麼白點也看不到，車站階梯旁擺的那桶防滑沙，就這麼杵在那邊看著故秋留下的枯枝條，悄悄冒出新芽。
但即便是下大雪，都市裡仍沒有潔白的氣氛，冰晶落地旋及融為水，那再平凡不過的H2O，積在低窪處和稀泥，叫早起的通勤族覺得噁心。要比潔白，比不過夏日刺眼的豔陽，要比氣氛，勝不過耶誕滿街的人造燈飾。我說，半調子的雪如雞肋，食之無味、棄之可惜。
一個月前我還在熱帶島國，那裡的冬溫還算宜人，儘管綿綿濕氣偶爾讓毛細孔無法呼吸，但要跟無所不在的懸浮微粒相比，恐怕是望塵莫及。那天我從台大天數館走出，不過下午四點半，天邊已黯淡無光，照理夜色不該在此時此刻降臨。撇頭一看，只見路燈已經亮起，沙塵在燈罩下狂舞，無形在空氣中勾勒出延伸的三角外型。我痴痴地盯著這幾何圖形，那塵埃像極了飛蛾崇拜暗夜燈火、亦步亦趨，但只要倒吸一口氣，令人窒息的罪魁禍首便無所遁形。
半年前我還在法國時跟老闆提出了這個想法，我跟他說，想去另一個國家、去另一個實驗室晃一晃，在博士研究的題目之外，開一個新的戰場。至於目的，一是見見世面、二是人脈、三是多涉足其他領域，好為未來做準備。德國老闆人很好，欣然答應，他說：「你可以做某某某方面的分析，跟你的博士研究不一樣，但也不是完全無關。我認識兩個人在做這個，一個在英國、一個在台灣。嘿！你要不要回去啊！」
所以11月底我便出現在這個地方：中研院天文所。
一開始的選擇是英國，原因無非是要讓履歷更有變化，但退一步仔細想想，由於大學前就離開，從學術界的角度來看，台灣對我來說未嘗不是處女地。因此在考量選舉、住宿等因素後，我選擇在公館待上六星期。
我這天被中國吹來的懸浮微粒嚇得不知所措時正準備去找同學。中研院天文所在台大裡頭，而我有幾個朋友目前正在校園，因此串門子或一同用餐是常有的事。三三兩兩，有的是博士生、有的是碩士、還有些是研究助理，雖然分屬不同領域，但聊的話題卻離不開學術界。
雖然很早就聽說過台灣學術界先天不良的情況，但和好友交流之後，我還是大開眼界。
台灣的學術體制多少看得見美國的影子，許多博士班是學士畢業後直攻，標準五年畢業，換言之等於兩年碩士加上三年的「純博士」。若從這二加三的角度來看，其實跟歐洲系統沒什麼兩樣，但實際上，博論口試時程往往會拖到第六年，而五或六年讀不完的也大有人在，完全跟美國文化相仿。畢不了業有很多可能性，有可能是學生努力不夠，有可能是教授不懂得指導，可能是兩人溝通有障礙，也有可能純粹是教授故意刁難，偏偏，聽到的故事都是後者居多。
一般來說，讀（理工科）博士都會有薪水或獎學金，因為讀下來至少三年起跳，就算文憑有價值，好歹也得讓人餓不死才行。但在台灣不知是制度使然還是積習難改，有些博生的薪晌只堪付房租，連伙食費都沒著落。不過是做個研究，為何得如此落魄？有些故事的主角念了七年（二加五）沒有畢業，想走學術，沒博士文憑不可行，想進職場，又無業界經驗。年已近三十，長年靠家裡接濟，當然沒存款，追求知識本不該如此寒酸。
這現象本該受市場機制制衡，試想如果讀博士風險大、待遇差、又不保障未來的工作機會，那勢必會招不到學生，沒有學生，實驗室的研究品質、產能勢必會降低，也會進而影響到預算經費的問題，故長遠看來教授的心態與策略必須調整，方能達成平衡。
「可是大家還是就這樣進來讀，沒什麼影響，雖然我覺得好像真的越來越難招博士生了，我們lab現在都找不到人。」
人才流動的現象已今非昔比，想深造的頂尖學生會毫不猶豫選擇出國，我的朋友們只有一個人選擇台灣，剩下的若非已經出境就是正在申請。為何？無法自給自足只是冰山一角，僵化的官僚體系、名不符實的評鑑制度、學界政治鬥爭都是原因。難道國外就沒有這些現象嗎？不對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會有官僚跟政治的問題，只是有些地方人的阻力大到難以想像，倘若絲毫沒有改善跡象，劣幣終會驅逐良幣，再有野心的人都會掛官求去。
平心而論，中研院天文所是個相當不錯的地方，硬體、行政後勤都相當完善，只是這邊的文化跟我習慣的不太一樣。剛到中研院時最訝異的是看不到博士生，甚至一度以為中研院招不到學生，後來一問才知道因為辦公室不夠的緣故，許多學生都被丟到位於同一棟大樓的台大天文所。其次，所內「組」或「團隊」的概念相當微弱，學者間的交流較不頻繁──並不是說大家都單打獨鬥，要知道今日天文物理研究要單打獨鬥幾乎不可能，但因沒有「團隊」，人與人之間的研究連結弱化許多。學生與學者間的交流更是少，在Saclay學生會跟指導教授一同午餐，但我在台北時沒見過這番場景。此外在中研院，所有經費有關的決定權似乎都掌握在所手上，這個錢直接來自政府然後再由高層統籌的方式也是新見新聞；一般來說，歐美學術機構裡學者的自由度非常高，寫計畫書到處申請金援才是常態。
我一直要到離開前不久才有機會跟一些在中研院的外國人聊天，然後才聽到「我受夠台灣的體制了」這樣一句話。
儘管對方是外國人，但他籌劃過活動，也有推廣教育的經驗，看到的層面比我這個六星期的訪客要深得多。很多時候是語言問題，但更多時候只是官僚體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，或者是不合理規定逆來順受的心理。比方說，中研院是行政院直屬單位，其研究員依法為公務員，必須遵守相關規定（還記得黃國昌或陳佩琪被找碴的新聞嗎？）我不知道法令是如何為中研院解套使之得以聘用外國人士，但顯然還是有許多對學者來說莫名其妙的規定在，而中研院並沒有坦然對外國人說實話，許多人發現權益受損，卻又發現這個國家莫名其妙的生態不允許他們爭討權益的空間，頓時感到憤恨難平。
台灣人因為自身政治環境被打壓產生某種自卑感，因此社會非常重視「國際形象」這個名詞。但如果真要談國際形象，我想這種官僚結構性問題帶來的隱性傷害，勢必遠遠超過什麼立法院上演全武行。
誠心而論，此次回台多多少少有探勘台灣學術環境的心態在，雖然自己知道以後的落角地很難是寶島，但如果機緣來臨時，該如何選擇？是選項？還是不作二想？六個星期過去，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了解答。
椰林大道上自行車來來往往，甫下課的學生腳步踽踽，直盯著柏油路面直行。羅斯福路的車龍依舊絡繹不絕，也讓二氧化硫繼續伴著飛沙走石，充斥於市街間。我則拖著行李箱行至捷運出口前，隔著口罩咳了好幾聲，喘了幾口氣，隨後拿出張面紙擤了鼻子兩回。
在此同時，巴黎清潔工將一桶防滑沙，擺在車站階梯旁邊。
2015.02.07 Paris Boucicaut
但即便是下大雪，都市裡仍沒有潔白的氣氛，冰晶落地旋及融為水，那再平凡不過的H2O，積在低窪處和稀泥，叫早起的通勤族覺得噁心。要比潔白，比不過夏日刺眼的豔陽，要比氣氛，勝不過耶誕滿街的人造燈飾。我說，半調子的雪如雞肋，食之無味、棄之可惜。
一個月前我還在熱帶島國，那裡的冬溫還算宜人，儘管綿綿濕氣偶爾讓毛細孔無法呼吸，但要跟無所不在的懸浮微粒相比，恐怕是望塵莫及。那天我從台大天數館走出，不過下午四點半，天邊已黯淡無光，照理夜色不該在此時此刻降臨。撇頭一看，只見路燈已經亮起，沙塵在燈罩下狂舞，無形在空氣中勾勒出延伸的三角外型。我痴痴地盯著這幾何圖形，那塵埃像極了飛蛾崇拜暗夜燈火、亦步亦趨，但只要倒吸一口氣，令人窒息的罪魁禍首便無所遁形。
半年前我還在法國時跟老闆提出了這個想法，我跟他說，想去另一個國家、去另一個實驗室晃一晃，在博士研究的題目之外，開一個新的戰場。至於目的，一是見見世面、二是人脈、三是多涉足其他領域，好為未來做準備。德國老闆人很好，欣然答應，他說：「你可以做某某某方面的分析，跟你的博士研究不一樣，但也不是完全無關。我認識兩個人在做這個，一個在英國、一個在台灣。嘿！你要不要回去啊！」
所以11月底我便出現在這個地方：中研院天文所。
一開始的選擇是英國，原因無非是要讓履歷更有變化，但退一步仔細想想，由於大學前就離開，從學術界的角度來看，台灣對我來說未嘗不是處女地。因此在考量選舉、住宿等因素後，我選擇在公館待上六星期。
我這天被中國吹來的懸浮微粒嚇得不知所措時正準備去找同學。中研院天文所在台大裡頭，而我有幾個朋友目前正在校園，因此串門子或一同用餐是常有的事。三三兩兩，有的是博士生、有的是碩士、還有些是研究助理，雖然分屬不同領域，但聊的話題卻離不開學術界。
雖然很早就聽說過台灣學術界先天不良的情況，但和好友交流之後，我還是大開眼界。
台灣的學術體制多少看得見美國的影子，許多博士班是學士畢業後直攻，標準五年畢業，換言之等於兩年碩士加上三年的「純博士」。若從這二加三的角度來看，其實跟歐洲系統沒什麼兩樣，但實際上，博論口試時程往往會拖到第六年，而五或六年讀不完的也大有人在，完全跟美國文化相仿。畢不了業有很多可能性，有可能是學生努力不夠，有可能是教授不懂得指導，可能是兩人溝通有障礙，也有可能純粹是教授故意刁難，偏偏，聽到的故事都是後者居多。
一般來說，讀（理工科）博士都會有薪水或獎學金，因為讀下來至少三年起跳，就算文憑有價值，好歹也得讓人餓不死才行。但在台灣不知是制度使然還是積習難改，有些博生的薪晌只堪付房租，連伙食費都沒著落。不過是做個研究，為何得如此落魄？有些故事的主角念了七年（二加五）沒有畢業，想走學術，沒博士文憑不可行，想進職場，又無業界經驗。年已近三十，長年靠家裡接濟，當然沒存款，追求知識本不該如此寒酸。
這現象本該受市場機制制衡，試想如果讀博士風險大、待遇差、又不保障未來的工作機會，那勢必會招不到學生，沒有學生，實驗室的研究品質、產能勢必會降低，也會進而影響到預算經費的問題，故長遠看來教授的心態與策略必須調整，方能達成平衡。
「可是大家還是就這樣進來讀，沒什麼影響，雖然我覺得好像真的越來越難招博士生了，我們lab現在都找不到人。」
人才流動的現象已今非昔比，想深造的頂尖學生會毫不猶豫選擇出國，我的朋友們只有一個人選擇台灣，剩下的若非已經出境就是正在申請。為何？無法自給自足只是冰山一角，僵化的官僚體系、名不符實的評鑑制度、學界政治鬥爭都是原因。難道國外就沒有這些現象嗎？不對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會有官僚跟政治的問題，只是有些地方人的阻力大到難以想像，倘若絲毫沒有改善跡象，劣幣終會驅逐良幣，再有野心的人都會掛官求去。
平心而論，中研院天文所是個相當不錯的地方，硬體、行政後勤都相當完善，只是這邊的文化跟我習慣的不太一樣。剛到中研院時最訝異的是看不到博士生，甚至一度以為中研院招不到學生，後來一問才知道因為辦公室不夠的緣故，許多學生都被丟到位於同一棟大樓的台大天文所。其次，所內「組」或「團隊」的概念相當微弱，學者間的交流較不頻繁──並不是說大家都單打獨鬥，要知道今日天文物理研究要單打獨鬥幾乎不可能，但因沒有「團隊」，人與人之間的研究連結弱化許多。學生與學者間的交流更是少，在Saclay學生會跟指導教授一同午餐，但我在台北時沒見過這番場景。此外在中研院，所有經費有關的決定權似乎都掌握在所手上，這個錢直接來自政府然後再由高層統籌的方式也是新見新聞；一般來說，歐美學術機構裡學者的自由度非常高，寫計畫書到處申請金援才是常態。
我一直要到離開前不久才有機會跟一些在中研院的外國人聊天，然後才聽到「我受夠台灣的體制了」這樣一句話。
儘管對方是外國人，但他籌劃過活動，也有推廣教育的經驗，看到的層面比我這個六星期的訪客要深得多。很多時候是語言問題，但更多時候只是官僚體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，或者是不合理規定逆來順受的心理。比方說，中研院是行政院直屬單位，其研究員依法為公務員，必須遵守相關規定（還記得黃國昌或陳佩琪被找碴的新聞嗎？）我不知道法令是如何為中研院解套使之得以聘用外國人士，但顯然還是有許多對學者來說莫名其妙的規定在，而中研院並沒有坦然對外國人說實話，許多人發現權益受損，卻又發現這個國家莫名其妙的生態不允許他們爭討權益的空間，頓時感到憤恨難平。
台灣人因為自身政治環境被打壓產生某種自卑感，因此社會非常重視「國際形象」這個名詞。但如果真要談國際形象，我想這種官僚結構性問題帶來的隱性傷害，勢必遠遠超過什麼立法院上演全武行。
誠心而論，此次回台多多少少有探勘台灣學術環境的心態在，雖然自己知道以後的落角地很難是寶島，但如果機緣來臨時，該如何選擇？是選項？還是不作二想？六個星期過去，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了解答。
椰林大道上自行車來來往往，甫下課的學生腳步踽踽，直盯著柏油路面直行。羅斯福路的車龍依舊絡繹不絕，也讓二氧化硫繼續伴著飛沙走石，充斥於市街間。我則拖著行李箱行至捷運出口前，隔著口罩咳了好幾聲，喘了幾口氣，隨後拿出張面紙擤了鼻子兩回。
在此同時，巴黎清潔工將一桶防滑沙，擺在車站階梯旁邊。
2015.02.07 Paris Boucicau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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