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台灣沒有左右路線，只有統獨問題。」──陳水扁，2007。
左右這個詞，光是在廣泛使用的歐洲社會裡都很難取得定義上的共識了，更何況是對此二分法陌生的台灣。有鑑於此，我想先提出我對這兩個詞的詮釋，它不會是唯一的詮釋法，也不會是最完善的詮釋法，但對理解這篇文章肯定有相當的幫助。
左派可以為社會主義的代稱，主張廣泛用政府力量使社會資源重新分配，典型政策為高稅收、高福利，用社會制度使較多富人擔起較多社會責任，再利用福利與政策將這些資源下放給弱勢。所謂弱勢，除了窮人之外，還有青年、老人、失業者、基層勞工、病人甚至是孕婦等等（在產假這個議題中，孕婦的工作，無論是留職停薪還是有薪產假，都是需要政府介入保護的）。左派強調機會均等，認為在諸項社會福利措施下，低階層者有較高翻身機會，從而達到社會階級洗牌流動的效果。
右派則站在對立面為資本主義的代稱，以維護資本利益為訴求，主張如此才能使國家富足、競爭力極大化。時至今日，在國際貿易體系建立之後，有一部份我們所認識的資本主義慢慢演化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形式。所謂新自由主義即將「自由貿易」視為至高無上的信條，認為國家因無所不用其極保障市場自由度，消費者才能從而獲得最大滿足，而資方（尤其是大型跨國企業）也才能獲得最大利益。
若把台灣政治擺到這左右光譜上，那國民兩黨都在右端，也許早期民進黨在參與環保運動、工運、農運的時期帶有左派色彩，但執政之後便消失殆盡。事實上，台灣是個右傾的社會，儘管擁有廣大的勞工人口，所謂的勞工階級從來沒有形成過，尤其是在經濟起飛時期，許多人在進入社會打滾一段時間，攒得足夠資本後，便離開成立自己的企業。這番「逃離基層」的現象，一方面使就業環境低落的問題被漠視，因為許多人被剝削幾年後轉過頭來成了剝削方；另一方面，也使勞工階級缺乏穩固基礎、組織，從而難以在政治舞台上發聲。比方說，要不是美國在民國70年代因龐大貿易逆差，施壓台灣改善勞工待遇以提高企業生產成本，保障勞工權益的《勞動基準法》絕對不可能在民國73年就出現；但時至今日，即使有了法源，一般也普遍相信落實程度令人擔憂。
於是，這種累積資本後創業的成功模式佈滿大街小巷，大眾習以為常，以至於社會漸漸開始將「反過頭來剝削他人」常態化、合理化。今天社會以懲罰眼光看待沒創業的薪水階級，認為這是「不努力」的結果，甚至反過來要求社會變本加厲地剝削（所謂不打不成器？）；於是，整個社會經濟價值觀便嚴重右傾。在經濟起飛、經濟成長率動輒8、9%的年代，社會經濟價值右傾的代價也許不明顯，但是倘若今天的勞工階級連攒得第一筆創業基金的機會都沒有，或是創業機會已經大不如從前時，問題便浮現出來。勞工階層發現社會制度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，而社會價值觀又扼殺了改革的可能性，少了未來、少了希望，活著似乎喪失了意義。
所以陳水扁的發言只對了一半：台灣有統獨問題，但更有左右路線的問題；沒有具規模的左派政黨，但有滋養左派勢力的環境。
這個現象，或許可以從本次台北市長選舉中瞧出些許端倪。
柯文哲在「在野大聯盟」中脫穎而出無疑為今日台灣政壇最不尋常的變化，民進黨嚥下了這口氣隨柯文哲起舞，放手讓這位政治素人去爭取首都父母官的寶座。也許民進黨掐指一算，台北市選戰本就難打，與其賠上戰將不如讓奇兵上陣，成有功、敗無責，兩全其美之機豈能放過？
另一邊，連勝文在黨內初選中大勝丁守中。一個是問政第一卻仕途不順、總是在「顧全大局」的立法委員；另一個是沒有任何政務與選務經驗，卻靠著個人知名度直升天廷的「明星」。兩廂較勁，相形見絀的不為孽子是忠臣。
把柯連兩人的政見攤開，兩邊都在討好弱勢族群：公共住宅、兒福、大眾運輸、雙方的食安政策裡都有營養午餐、柯文哲的銀髮照顧、連勝文強調弱勢學童的課輔、柯文哲的公辦都更、連勝文的新移民政策等等。儘管你我對這些支票兌現與否都心裡有數，但至少這充分顯現出「市民福利」的政治正確性，左派的市場自然有之，使得候選人沒有不向其靠攏的道理。
但平心而論，兩位候選人在所謂的左右光譜上還是有所區別的。連勝文從一開始喊出西區復興，到提升國際能見度吸引外資，再到發行市府債等等，投資與建設，這一切都沾滿了濃濃的金銅味，所吸引的盡是資產階級的目光。更別提其經歷──名符其實的資本家出來競選市長，那腦袋裡想的自然是右派的點子，少不了錢、錢、還有錢。
不過弔詭的是，柯文哲在民調裡長期取得大幅領先，難道台北市的選民結構左派勢力大於右派？
當然不是。這場選戰本來可以是台灣近代選舉第一次左右對決，但隨著投票時間逼近這個氣氛已經完全消失了。我很希望有一天台灣的選舉能夠確確實實地回到政策層次、論述層次、理性層次，回到社會真正的問題；而不是靠名嘴、靠烏賊抹黑栽贓、或是在國家認同分歧的情況下繼續操弄意識形態；希望有一天，選民的投票意向是根據候選人對社會問題的態度。但這一天還沒來，還早。
明眼人都知道無論政見怎麼說、形象如何改，這場選舉的本質沒有其他──就是「既得利益者」對上「中產階級」。
柯是十年寒窗苦讀而翻身的典範，菁英中的菁英獲得與其努力等價的報酬，是為台灣老一輩中產階級的代表。聰明慣了，不喜歡跟層次不夠的人一般見識，講難聽點就是自大，但其做事能力卻無庸置疑。
至於連，全台灣沒有人比他更適合「既得利益者」這五個字，如果今天是個低調的既得利益者，或是個才幹溢表、親民愛物的既得利益者，那選民只會把這五個字遮起來當作沒看到，只是今天連勝文的人生已經過了34個年頭，而證明自己這件事，似乎曾未發生過。
所以民調顯現的只是對既得利益者的不甘與抗拒，有些國民黨支持者選擇了柯文哲，但更多的恐怕是噤聲。且看民調，高達三成甚至四成的人選擇不表態，多少人因為連家與台灣正常家庭的反差而無語？多少人甚至因此，即便要投連也羞於說出口？在國民黨執政六年怨聲載道的氣氛下，這番在民調電話另一頭退卻的心理只會有增無減。如果柯真的想贏，那希望恐怕就得寄託在這泛藍民眾的羞恥心上了。
如果說左派的平等是要用後天的救濟彌補先天的不公，那右派的平等不外乎就是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。
「一分耕耘、一分收穫」，不外乎就是這樣而已。
2014.10.05 Paris Boucicaut
左右這個詞，光是在廣泛使用的歐洲社會裡都很難取得定義上的共識了，更何況是對此二分法陌生的台灣。有鑑於此，我想先提出我對這兩個詞的詮釋，它不會是唯一的詮釋法，也不會是最完善的詮釋法，但對理解這篇文章肯定有相當的幫助。
左派可以為社會主義的代稱，主張廣泛用政府力量使社會資源重新分配，典型政策為高稅收、高福利，用社會制度使較多富人擔起較多社會責任，再利用福利與政策將這些資源下放給弱勢。所謂弱勢，除了窮人之外，還有青年、老人、失業者、基層勞工、病人甚至是孕婦等等（在產假這個議題中，孕婦的工作，無論是留職停薪還是有薪產假，都是需要政府介入保護的）。左派強調機會均等，認為在諸項社會福利措施下，低階層者有較高翻身機會，從而達到社會階級洗牌流動的效果。
右派則站在對立面為資本主義的代稱，以維護資本利益為訴求，主張如此才能使國家富足、競爭力極大化。時至今日，在國際貿易體系建立之後，有一部份我們所認識的資本主義慢慢演化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形式。所謂新自由主義即將「自由貿易」視為至高無上的信條，認為國家因無所不用其極保障市場自由度，消費者才能從而獲得最大滿足，而資方（尤其是大型跨國企業）也才能獲得最大利益。
若把台灣政治擺到這左右光譜上，那國民兩黨都在右端，也許早期民進黨在參與環保運動、工運、農運的時期帶有左派色彩，但執政之後便消失殆盡。事實上，台灣是個右傾的社會，儘管擁有廣大的勞工人口，所謂的勞工階級從來沒有形成過，尤其是在經濟起飛時期，許多人在進入社會打滾一段時間，攒得足夠資本後，便離開成立自己的企業。這番「逃離基層」的現象，一方面使就業環境低落的問題被漠視，因為許多人被剝削幾年後轉過頭來成了剝削方；另一方面，也使勞工階級缺乏穩固基礎、組織，從而難以在政治舞台上發聲。比方說，要不是美國在民國70年代因龐大貿易逆差，施壓台灣改善勞工待遇以提高企業生產成本，保障勞工權益的《勞動基準法》絕對不可能在民國73年就出現；但時至今日，即使有了法源，一般也普遍相信落實程度令人擔憂。
於是，這種累積資本後創業的成功模式佈滿大街小巷，大眾習以為常，以至於社會漸漸開始將「反過頭來剝削他人」常態化、合理化。今天社會以懲罰眼光看待沒創業的薪水階級，認為這是「不努力」的結果，甚至反過來要求社會變本加厲地剝削（所謂不打不成器？）；於是，整個社會經濟價值觀便嚴重右傾。在經濟起飛、經濟成長率動輒8、9%的年代，社會經濟價值右傾的代價也許不明顯，但是倘若今天的勞工階級連攒得第一筆創業基金的機會都沒有，或是創業機會已經大不如從前時，問題便浮現出來。勞工階層發現社會制度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，而社會價值觀又扼殺了改革的可能性，少了未來、少了希望，活著似乎喪失了意義。
所以陳水扁的發言只對了一半：台灣有統獨問題，但更有左右路線的問題；沒有具規模的左派政黨，但有滋養左派勢力的環境。
這個現象，或許可以從本次台北市長選舉中瞧出些許端倪。
柯文哲在「在野大聯盟」中脫穎而出無疑為今日台灣政壇最不尋常的變化，民進黨嚥下了這口氣隨柯文哲起舞，放手讓這位政治素人去爭取首都父母官的寶座。也許民進黨掐指一算，台北市選戰本就難打，與其賠上戰將不如讓奇兵上陣，成有功、敗無責，兩全其美之機豈能放過？
另一邊，連勝文在黨內初選中大勝丁守中。一個是問政第一卻仕途不順、總是在「顧全大局」的立法委員；另一個是沒有任何政務與選務經驗，卻靠著個人知名度直升天廷的「明星」。兩廂較勁，相形見絀的不為孽子是忠臣。
把柯連兩人的政見攤開，兩邊都在討好弱勢族群：公共住宅、兒福、大眾運輸、雙方的食安政策裡都有營養午餐、柯文哲的銀髮照顧、連勝文強調弱勢學童的課輔、柯文哲的公辦都更、連勝文的新移民政策等等。儘管你我對這些支票兌現與否都心裡有數，但至少這充分顯現出「市民福利」的政治正確性，左派的市場自然有之，使得候選人沒有不向其靠攏的道理。
但平心而論，兩位候選人在所謂的左右光譜上還是有所區別的。連勝文從一開始喊出西區復興，到提升國際能見度吸引外資，再到發行市府債等等，投資與建設，這一切都沾滿了濃濃的金銅味，所吸引的盡是資產階級的目光。更別提其經歷──名符其實的資本家出來競選市長，那腦袋裡想的自然是右派的點子，少不了錢、錢、還有錢。
不過弔詭的是，柯文哲在民調裡長期取得大幅領先，難道台北市的選民結構左派勢力大於右派？
當然不是。這場選戰本來可以是台灣近代選舉第一次左右對決，但隨著投票時間逼近這個氣氛已經完全消失了。我很希望有一天台灣的選舉能夠確確實實地回到政策層次、論述層次、理性層次，回到社會真正的問題；而不是靠名嘴、靠烏賊抹黑栽贓、或是在國家認同分歧的情況下繼續操弄意識形態；希望有一天，選民的投票意向是根據候選人對社會問題的態度。但這一天還沒來，還早。
明眼人都知道無論政見怎麼說、形象如何改，這場選舉的本質沒有其他──就是「既得利益者」對上「中產階級」。
柯是十年寒窗苦讀而翻身的典範，菁英中的菁英獲得與其努力等價的報酬，是為台灣老一輩中產階級的代表。聰明慣了，不喜歡跟層次不夠的人一般見識，講難聽點就是自大，但其做事能力卻無庸置疑。
至於連，全台灣沒有人比他更適合「既得利益者」這五個字，如果今天是個低調的既得利益者，或是個才幹溢表、親民愛物的既得利益者，那選民只會把這五個字遮起來當作沒看到，只是今天連勝文的人生已經過了34個年頭，而證明自己這件事，似乎曾未發生過。
所以民調顯現的只是對既得利益者的不甘與抗拒，有些國民黨支持者選擇了柯文哲，但更多的恐怕是噤聲。且看民調，高達三成甚至四成的人選擇不表態，多少人因為連家與台灣正常家庭的反差而無語？多少人甚至因此，即便要投連也羞於說出口？在國民黨執政六年怨聲載道的氣氛下，這番在民調電話另一頭退卻的心理只會有增無減。如果柯真的想贏，那希望恐怕就得寄託在這泛藍民眾的羞恥心上了。
如果說左派的平等是要用後天的救濟彌補先天的不公，那右派的平等不外乎就是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。
「一分耕耘、一分收穫」，不外乎就是這樣而已。
2014.10.05 Paris Boucicau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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